始终将社会效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放在首位

深圳律师网2005年10月25日

    我所陈宜良律师，今年68岁。他于1937年1月出生在江苏省北部偏僻落后的农村，当时全乡没有一所学校，加之家境贫寒，少年时代只读过四年私塾，从未跨过小学、中学及大学的门槛。12岁跟着父母种田，13岁来到镇江市的一家私营布厂学徒当童工，19岁应征入伍当义务兵。但当他在电影中看到施洋大律师的形象后，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，决心今后要以其为榜样，当一名为民请命、为民勇于献身的大律师。无论是家中的亲友还是一起工作的同事，都笑他是异想天开，枉做律师梦！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样实现他的律师梦的。
一、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，后领到法律大专文凭。
    1966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在工程兵52师政治部任职的陈宜良，认为林彪提出的作为1966年全军工作总方针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，有两个观点是错误的，不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。一天下午四时半，他在师政治部全体干部学习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会议上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。他不但说林彪的观点错了，而且讲出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，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。他发言半小时后，会议又冷场了半小时：有人想反驳，但讲不出反驳的理由，有人想赞同，但不敢赞同，因为那时的政治口号是“谁反对林副主席，就是反对毛主席，就是反革命。”下午五时半之后，政治部一位副主任说：“林副主席的指示水平高，难理解。但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。你不要瞎议论，不要钻牛角尖。散会。”此后不久，陈宜良又写了一篇批判一个反动观点的文章。文章寄到报社后，宣传 科副科长找其谈话，说他闯了大祸，因为他批判的那个观点，是陈伯达讲的。为上述两件事，政治部每晚召开两个小时的全体干部战士参加的批判会，整整批了一个月，认为他犯了政治错误，要求其检查认错。陈宜良说：“我坚持真理讲真话，是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表现，不存在反对林副主席、反对陈伯达的问题，更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，不是政治错误，而应当对不同的政治学术观点展开争论。也许我的观点是错误的，但在我认识错误之前，我不能讲假话作检查。”结果，陈宜良于1969年3月被复员到镇江汽车制造厂。
    1973年，陈宜良又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两万多字的信，从十个方面反映了党风不正和错误政策。1974年，陈宜良又写了反对和批判“深挖5.16运动”的若干大字报。从1975年开始，陈宜良受到在全市范围的大批判，说他写给毛主席的信是彭德怀式的反党万言书，并说他在部队里就一惯反党。1977年5月11日，陈宜良被关押审查，在全市巡回批斗五十余场。1978年7月24日，被宣布“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，逮捕法办。”到1979年10月26日，陈被无罪释放。直到1983年，经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关心批示而平反恢复党籍。从上述事件中，陈宜良更加认识到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性，他想当律师的愿望更强烈。1992年3月，陈宜良报名参加律师资格考试，但由于没有法律大专文凭而遭拒。于是陈到自考委开来证明，证明他正在参加法律专业自学考试，前两年已过11门。司法局一位负责同志很惊讶：“许多年青的高中毕业生，一年能过两三门，就很不错了，你几乎没有学历，已经五十多岁，自学法律大专，两年能过11门，简直是奇迹。好！同意你破格参加律师资格考试，但你要写出保证，到年底，如果拿不到法律大专文凭，律师资格考合格也作废。”陈宜良说：“法律大专十三门，今年还剩两门，我有把握轻松通过，保证书照写，不过不敢奢望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，只能试试看。”到当年11月底，告知他律师资格考试已合格，一周后的12月6日，他也接到法律大专最后一门的合格通知书，他的老伴为他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二、两份遗嘱的风波
    陈宜良从1990年开始，以法律工作者身份办案，1993年到镇江东方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执业。2001年，来到深圳与小女儿一起生活。来到深圳后的第一件事，就写信到深圳市红十字会，要求献血献骨髓，死后献出有用器官和尸体。红十字会回信说，年过45岁，不接受献血献骨髓，死后献器官献尸的遗嘱，需要配偶子女全部签字同意。他立即填表，说服老伴和小女儿签了字。信寄到浙江的大女儿那里，大女儿急得不能入睡，怀疑妈妈和妹妹是否对父亲不好，父亲是否生活得极不愉快？陈宜良立即回信说：“我们虽为亲父女，但一起生活的时间少，你对我缺乏了解。我认为，人生在世，应当多讲奉献，少讲索取。死后献器官助人治病，献尸供医学解剖，是废物利用，为社会作最后一次贡献。这是好事，你应当支持。你母亲和妹妹对我都非常好，不存在任何不愉快的事，希望你成全我的最后愿望，尽快签字寄来。”这才消除了大女儿的疑虑，平息了风波。
    2004年10月，陈宜良接受贵州省数百位农民的委托，两次去贵州为土地纠纷与当地县级政府及地区行署打官司，并为被逮捕的四名“聚众扰乱社会秩序”犯罪嫌疑人的首犯作无偿的无罪辩护。第三次赴贵州之前，他接到农民代表的电话，市公安对我们说：“你们请的陈律师，是假律师，他逃回深圳了，如不逃，我们就将他抓起来了，他不敢再来了，再来就将他也抓起来。”老伴和小女儿得知消息后急坏了，劝他不要再去，“否则，抓起来都没有人报信，暗害了也没人知道，叫我们怎能放心。”陈律师说：“政府非法占用农民土地，开发商违法建房，我帮农民合法维权，是为农民伸张正义，落实土地管理法和党中央及国务院制定的‘三农’政策，如果当地公安机关敢抓我，就是和党的政策及国家法律相对抗。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（1958年入党），人民的律师，就要坚决作抗争，哪怕将牢底坐穿，哪怕被暗害而亡，我也决不退缩。我历来视诚信如生命，我对农民的承诺，一定要兑现。”于是他立下遗嘱，决定再一次去贵州。他在遗嘱中说：“如果这次我被抓被打伤致残或被害死，我决不后悔，希望我的亲人也节哀自重。我相信我的血不会白流，一定会对改善律师执业环境起到推动作用。”他的老伴和小女儿看到他这样倔犟，感到无法阻止，只好由小女请了一位熟悉的律师事务所主任，派了一位身村高大、年青力壮的律师陪同前去，以便起到保护和报信的作用。陈律师去后，直接找到当地的市公安局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是说我是假律师吗？请将我的律师证拿去检验，看看是真是假？你们不是要抓我吗？今天我送上门来，要抓现在就抓，不要等我办完事走了，又说我逃走了。”公安局没有抓他，第二次风波又被平息。此后，陈律师又为该案七赴贵州。不但未收到一分钱代理费，还用自己与老伴的退休金垫路费四仟多元。现在正准备为此案去北京起诉。
三、双方当事人同时送来锦旗感谢救命恩人。
    1997年春节前的一个早晨，陈宜良来到京口区人民法院张庭长办公室办事。这时，市公安局一位民警开车送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，说就在大雪纷飞的昨天夜晚，其儿子将她赶出家门。今晨到市公安局上访，局长指派民警将其送到法院告状。张庭长说：“这位老太是文盲，没有诉状，没有证据，法院怎能立案？退一步说，就是立了案，到开庭判决，最快也要三个月，老太没住处，你公安局将其送到法院来，我们能让她住在法院等判决吗？”民警说：“局长叫我送来我就送，其他的事我管不了。”说完开车走了。张庭长气得说不出话。这时陈律师也办完了事，他对张庭长说：“这位老太我带走安排她的食宿，由我无偿为其代理，告他儿子遗弃罪。”陈律师将她带到自己认识的一个私人旅社，交待老板安排食宿，保证安全，费用记帐，最后由自己结算。上午请电视台前来拍摄曝光，下午将刑事自诉状送到法院立案。当晚开始调查取证。到第二天，通过居委会办事处及儿子和儿媳的单位调查了解，儿子是共产党员、副厂长，因企业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，儿媳也因单位效益不好下了岗。由于隔代鸿沟及生活习惯不同，婆媳纷争不断，真是婆说婆有理，媳说媳有理。媳妇因此瘦掉十多斤，儿子急得要自杀。儿子说：“每次吵架，有关部门都不分青红皂白，将我们夫妻二人批评一顿了事，但矛盾没有解决，反而助长老太闹得更凶，我宁愿开除党籍和坐牢，也不能将她带回家。否则，我们夫妻二人只有自杀来让她。”陈律师说：“你母亲已经78岁，干部不愿批评她，有情可原。就是批评她，几十年的生活习惯，她也改不掉，能不能设法分开居住呢？”儿子媳妇说：“这个办法最好，但房子小，家具少，怎么分割呢？”陈律师经过数十次的来回奔波于儿子住宅和旅社之间，终于使双方达成分割方案，经有关部门同意，开始砌墙分割。经陈律师验收合格，让儿子到旅社将母亲接回来，前后共花费八天带八晚的时间，从根本上解决了矛盾。老太送锦旗说陈律师是救命恩人，儿子媳妇也送来锦旗，也认为陈律师救了他夫妻二人。
四、残疾人家中过除夕，大年初一搞调查。
    2000年的大年三十的晚上，陈律师全家吃团圆饭时，市残联打来电话，说有一位瘫痪在床的老妇人，由于儿子、女儿不管不问，已经两天两夜吃不上饭喝不到水了。陈律师放下电话就赶往这位残疾人家中。经了解，得知她有三个继子一个亲生女儿。第二天，大年初一，陈律师就到居委会主任家中调查情况。途中碰到律师事务所的主任。主任说：“大年初一，你怎能找人作调查？你不过年，人家不过年吗？”陈律师说：“没有办法，试试看，总不能让残疾人饿死在家中啊！”整个春节的七天假期里，陈律师都穿梭在残疾人和其四个儿女家中。三位继子认为不但年幼时受尽她的虐待，还挑拨生父也经常打骂自己，说她坏事做尽，恶有恶报，罪有应得。她自己亲生女儿也认为她对母亲没有感情，是因为母亲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，她愧为人母，自作自受。陈律师经过半个月的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工作，终于解开了几十年形成的一个又一个的死结，达成了和解协议，落实了给付赡养费和服待残疾母亲的办法。
    办理这些案件，不但收不到律师费，而且特别辛苦劳累，每天晚上回到家就往床上一躺，恨不得不脱衣服就睡觉。有时回到家，一句话都不想说，因为嗓子干哑得难以承受。有人问陈律师，你这样图个啥？陈律师说：“我啥也不图，就想能看到当事人全家相聚的笑脸。因为人间亲情是最宝贵的，是金钱买不到的。每当我解决了一家人的纠纷，使他们从口舌战争到笑脸拥抱，和睦相处，我再苦再累心也甜。”
五、自家存折作担保，烫伤工人度难关。
    2001年的夏天，有一位外包工在车间被烫伤，烫伤面积达全身50%，深度达三级，生命垂危。包工头将他送到医院抢救，脱离危险后，就动员他出院门诊。他出院后，厂长和包工头为医药费互相推诿，双方都不肯出钱为其继续治疗。这位工人来请陈律师申请工伤认定和申请劳动仲裁。从工伤认定到仲裁结案，最快也要三个月以上。而当时烫伤创口已经发炎，如不再次立即住院治疗，必然危及生命。陈律师认为本案的目的是为了救人，而不是为了赔钱。如果人死了，赔再多的钱，也不能再买回生命。但陈律师经过与主管局、劳动局、总工会、市政府等有关部门多次交涉，谁也无法使其先住院治疗。陈律师只好用自己的存折交给医院作担保，使医院同意收其入院治疗。后经过四十多天的努力，不但认定了工伤，获得应得的赔偿，伤口也痊愈出院。
六、人格是无价之宝，花一百万一仟万也买不到。
    有一年，陈律师为镇江的一个乡办企业与上海的一位千万富翁打官司，要求他赔偿七十多万。这位富翁私下找到陈律师说：“如果你能明帮原告，暗中帮我，我现在就送你十万元。”陈律师说：“孟老板，你看错人了，当律师不但要有好的律师职业道德，更要有做人的人格。人格是无价之宝，你花一百万一千万，也买不到。我不可能做这种没有人格的事。”还有一次，陈律师帮一对工人夫妇与一位亿万富豪打官司，这位富豪对陈律师说：“我新办一个公司，请你当法律顾问，顾问费每年五万。该公司预计年利润五十万元，年终与你对半分。你替我出庭，每次还付出庭费一千元。你如果同意，马上签合同。”陈律师说：“谢谢你对我的厚爱，在现有纠纷解决之前，你每年给五十万，我也不会当你的法律顾问。”在陈律师坚持下，终于为这一对工人夫妇讨回了公道。
七、一年撤销三个房产证。
    陈××准备与结婚十年的后妻离婚，与前妻复婚。离婚前，他骗取后妻及其母在委托书上签名，然后以卖房为名，将夫妻共有的一套铺面房及岳母的一套铺面房，转到与前妻所生女儿的名下，此后就起诉离婚。后妻及其母得知后，找到一位女律师咨询，女律师说房产证过户天衣无缝，无可挽回。她又花钱找关系，请求房管局长撤销两个新房产证。房管局长说：“建国五十年，我局没有发错过一个房产证，也没有人打赢官司撤销过一个房产证。如果你能通过法院撤销这两个证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。”而陈律师认为房产证过户手续是天衣有缝。经过陈律师的努力，终于撤销了这两个房产证。此后不久，陈律师又帮周先生撤销一个房产证。2000年这一年，陈律师通过行政诉讼，撤销了镇江市房管局的三个房产证，被某法院行政庭长称赞为行政诉讼的专家。
    综上所述，陈律师从1990年办案至今，处处将社会效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放在首位，免费代理一百件以上。所以，他当律师十多年，至今还是穷律师。最近，他写了一篇《试论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》。他在文章中说：“律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，更是一种匡扶正义、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神圣事业。因此，律师决不能将钱放在首位，而是要有为神圣事业而献身的精神。”他不仅这样说了，而且是这样做的。他就是这样实现了自己的律师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