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业维权公司频出击 深圳上千家文具零售商涕泪满襟

晶报记者吴邦 朱长河

记者走访了福田、宝安、罗湖、龙岗等地，发现多家文具零售商户都被广东奥某动漫文化股份公司（以下称“奥某动漫”）提出诉讼。10月22日，涉案商户方静姗说：“经过初步统计，深圳目前有300多家零售商，接到了这家‘奥某动漫’的律师函。”

记者查阅资料得知，2011年5月11日的《人民法院报》，曾经刊登《绍兴中院调结一批动漫商标侵权案》一文，文中涉及奥某动漫公司，“广东该公司已在绍兴‘撂’倒了总计18家销售商。在绍兴中院知识产权庭，此类产品侵权案件近年来数量一路走高，且来势凶猛。绍兴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孙志萍说，‘由于生产侵权产品的厂家比较隐蔽，而终端销售商目标更易锁定，个体工商户法律意识比较淡薄，小商贩和大型超市因此成为维权代理的火力集中地带。’”

《人民法院报》分析说：“此类集中维权现象逐年增多，缘于一种‘零成本零风险’的知识产权维权代理模式风行。这种模式最大特点是免费维权，由法律代理先行垫付维权成本，诉讼成功后赔偿收益则部分或全额归代理所有。此类代理多见于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、商标权及外观设计专利权案件，几乎都以系列案件的形式出现，被告动辄数十人。浙江高院知产庭庭长周根才说，‘某些领域的知产诉讼呈现产业化趋势，诉讼目的由单纯维权向获取盈利转变，由此带来‘放水养鱼’，不诉生产者、仅诉零售商或使用者，致使案件调解难度增大。’”

绍兴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孙志萍说：“普通商家进货时要记住‘一看二保’。‘一看’产品的进货价格，切莫贪图小便宜。‘二保’是保留正规的销售发票，一旦涉及侵权，就能证明产品来自正当的销售渠道，属于规范的经营活动，责任也仅止于停止销售，而不用赔偿损失。”

悲鸣：

“我们也是假货受害者”

记者采访过的几十位涉嫌销售侵权文具、玩具的零售商均表示，从未主动购买“假货”进行销售，“我们也是受害者，尤其痛恨制假与售假。”

魏荣国说：“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捣毁制假源头，不要让消费者、零售商的利益受损，也不要让心怀鬼胎的第三方维权公司浑水摸鱼、有机可乘。工商部门经常过来查验货品，他们的检验手段很公正透明，当场带走部分货品检验，同时封存部分标本给零售商。假如出现问题，就从零售商处取走标本再次检验。对于政府部门的检验，我们心服口服，随时愿意‘假一罚十’。”

遭遇“维权案件”之后，商户方静姗缴纳了调解费用，今年关闭了自己在罗湖某文具市场某店的柜台，“去年7月9日，我生孩子当天，我老公给维权公司代理律师的私人账户汇去26075元，这是我销售一个43元玩具的赔偿金。关闭柜台之后，我原来的帮工也失业了。最近两年，文具市场里的许多柜台纷纷关门，主要是受不了维权公司的打击。”

吃了十几单官司的张志权说：“6年来，我向维权公司提供了线索，但是他们从未打击制假源头。制假窝点的存在，有利于维权公司的收益。所以，我已不敢再卖一些国产品牌，进口品牌的维权渠道更可靠。实际上，维权公司的大部分所得，并没有归还给受侵权的厂商，而是分给了某些维权人员、律师、公证员。这已不是维权，而是‘维钱’。”

这股‘专业维权风暴’已经刮到文具、玩具、网吧、汽配、家具、日用品等行业，维权公司还会选择其他行业，趁零售商不注意的时候在全国固定证据，利用可以在两年内起诉的诉讼时效，突然在某个时候打个措手不及。维权公司针对终端销售者，波及影响最大的是普通消费者。不要小看每次一万多元的赔偿额，全国累积下来就是天文数字。这种所谓打假侵害的是最底层的业者，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，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受到牵连，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和神圣！” ——律师张献伟

频繁出现的胡公证员

在一系列涉嫌侵权案件的背后，浮现着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来自广州某公证处的公证员胡某某。

宝安民治的文具经营者李佩娟说：“最近两年，我收到四次法院传票，说我零售的复写纸等几款文具涉嫌侵权。对方提供的公证书上，公证员都是广州的胡某某。每一笔案子的索赔金额，从8万元到12万元不等。我多次哀求，最终向维权代理人支付42000元结案。”

2011年9月22日，公证员胡某某为罗某某开出公证书，内容是罗某某在公证之前18天，来到百花二路某文具店购买两桶羽毛球。罗某某获得两份公证书，用于两次诉讼。同样是在2011年9月22日，胡某某为罗某某开出公证书，内容是其在公证之前18天，来到华发南路某店购买羽毛球一桶（48元）。

百花二路利某某文具店主魏荣国说：“公证员胡某某在公证书中说，他在2011年9月4日陪同罗某某前来购物。那天是星期天，胡某某作为公职人员，周末从广州跑来深圳工作，令我感到十分敬佩。我多次提请胡某某提供当时来深的差旅票据，但是迟迟未能见到。”

对于胡某某在自己办公室内完成文具公证一事，八卦岭某文具档口经营者钟思华很不解，“李某某今年3月3日来到我的档口，在堆积如山的笔盒中翻到第三层，买走一支20元的笔，购物小票上写的是‘宝珠笔’。5天后，李某某在公证员胡某某的办公室对笔和收据拍照，胡某某在一个多月后出具公证书。此案将于11月22日开庭，他们向我索赔5万元。这种单方面的公证过程，假如存在‘掉包’行为，如何保障我们的权益？”

钟思华质疑胡某某的公正过程：“根据公证法第三十一条（六），‘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或者拒绝补充证明材料的，公证机构不予办理公证’。对方仅靠‘宝珠笔’收据，就单方面认定这支笔侵犯了派克笔的知识产权，但是我们对取证过程毫不知情。”

□律师说法

目的是获利而非真维权

对于广东奥某动漫蔓延全国的诉讼潮，华浩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张献伟，几年来一直在关注。10月24日，张献伟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。

张献伟说：“奥某动漫从2010年8月起在全国买假并通过公证保全证据，在拥有专利审判权的法院同时批量诉讼，被索赔对象是各地的诸多个体经营者。原告在玩具行业的较窄领域申请460项专利，随后采取公证证据保全的方式，法院一般都作为定案证据采信。而且，取证时间和诉讼间隔半年之久，让被告无法收集到有力的相关反面证据。”

记者注意到，此类案件最开始寄出的律师函中，经常声称要“向媒体发布你方销售涉嫌侵权商品的违法信息。”拿到调解金之后，原告在调解协议中却强调，“被告对调解协议的内容予以保密，否则原告将追究违约金5万元。”张献伟认为：“这种主观恶性显而易见，目的就是获利而非真正维权。国外早就出现的典型‘滥用专利权，恶意诉讼’现象，我国也呈上升趋势。”

张献伟表示：“终端零售商之间缺乏协调与沟通，就算启动专利无效审查，仅差旅费就远超过被索赔的金额，所以只能认栽作罢。专利法的赔偿额从1万到100万元，这个空间很模糊。一般起诉在3万元左右，逼迫被告拿钱和解了事，90%以上案件都以调解后撤诉结案。”